叱咤巴黎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

2012巴黎秋冬时装周上有三股来自中国的时装力量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而且与近年风生水起的华裔设计师不同，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刘凌与孙大为是第一对入主法国时装品牌的中国设计师坐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凌和孙大为笑称：“可能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现在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刘凌对本刊说。作为一个在巴黎求学、并在此开始职业生涯的中国设计师，她在这些年切身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巴黎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百货店的中国消费者也越来越多……最令她感到记忆犹新的是，某一天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听到了中文广播。“大概是2003、2004年，突然听到了中文广播，当时的感觉非常震惊。我上学时也经常去老佛爷百货，听到的只有日文。我忽然意识到，他们要抓中国市场了。”“其实作为设计师，是不分国籍的。我们首先希望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但你本身是个中国人，不管你希望突出与否，你都是个中国人。”孙大为对本刊说，“中国身份现在是个优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帮助，这一点只会给我们带来荣耀。在过去，欧洲人不会把中国当成是一级市场，只会把中国当原产地。以前他们知道中国市场在那里，但不感兴趣，而现在中国是争夺点。”“我们把自己当设计师，而不强调‘中国设计师’，因为这是一种职业道德。设计师都希望用作品说话，让人们关注自己的作品，都不希望因为其他东西带来知名度。许多设计师不希望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受到关注，我们想要的是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哪怕是给我们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也可以。”孙大为说，“法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变化？我们不知道。但中国在往上走，这是个事实。你是想要进入游戏规则还是旁观？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主要是自己看自己。”

夏姿·陈 Shiatzy Chen的设计师王陈彩霞（中）“‘夏姿’属于另一代，在她的意识里，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文化使者。”杨玟对本刊说。她是赫斯特中国出版总经理，在过去，她曾先后担任《Marie Claire》及《ELLE》杂志的台湾版主编，认识“夏姿·陈”已经有十几年了。“她在改变，尤其是来到巴黎做秀以后，变化很大。现在，她开始为女人做衣服，而不是作为文化传递者。她的设计里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元素，但用的是更微妙的方式。”杨玟说。“我们在看到中国设计师的时候，总是在想，他代表了中国，而经常忽视在作为一个‘文化大使’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艺术家。”杨玟对本刊说，“我想 ‘夏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你可以看到中国设计师的改变。在她想到‘我代表着中国’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我在为女性设计服装’。从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递者，到为世界的女性设计衣服，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她不再局限于一种角色，而是更开阔地去看待设计和艺术这件事。”在许多人看来，如今出现在巴黎的这些中国设计师，是“赶上了好时候”，这中间有商业因素，骤热的奢侈品市场，给“中国身份”带来了附加分。“这几年，品牌谈论‘第一大市场’的时候，越来越多指的是中国。在中国的这个行业里，消费跑得特别快。产业发展有些不均衡，但我不认为这是畸形。这个产业的真正幕后推手应该是设计师、造型师们，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更多的是引进国外的。尽管在我们身边，也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但相对于我们的消费份额而言，还是太少。”赫斯特中国董事总经理艾弥尔对本刊说。“在这个高端生活方式的行业里，中国发出的声音还太少。原因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双向沟通的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法国的时尚产业链很完全，而我们是在打造这条产业链，做全整个价值链，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一些人去巴黎，让海外的人了解中国的原因。如果没有杂志这个行业，我们的发展和对接会更不均衡。”艾弥尔对本刊说。巴黎时装周期间，他们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举行了“ELLE巴黎风尚夜”，邀请了几百位宾客到场，其主题之一便是“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如今的情况是，中国的时尚媒体对于中国设计师，实在“宠爱有加”，这让许多人感到，现在的中国设计师是太幸运了——“只要有一个中国设计师在巴黎做了秀，所有中国大刊的主编都会跑去看。”而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同样年龄的独立设计师，要依靠极大的自身努力才能得到这样的关注度。“法国的新设计师，不论来自哪个国家，都要经过一段寂寞的时间。很多人像‘夏姿’一样，一开始吃了很多闭门羹。即使来巴黎做了秀，也不一定能让编辑注意到。”杨玟告诉本刊。“法国人有很固定的工作模式，若你是一个新设计师，首先要定期寄一些衣服让编辑看到。若经济充裕，可以通过公关公司来做这些。法国有几大专做时尚的公关公司，可以帮助新设计师做全套品牌策划。他们的样衣间里有各种品牌的衣服，大大小小的编辑会来这里看衣服。公关公司是踏进这个门的第一块砖。接下来，由于多数设计师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大店，所以需要公关公司帮他们联系买手。巴黎有几个大买家：巴黎春天、老佛爷百货和左岸的波马舍百货公司。这三家的买手过来，让设计师的衣服进入百货店的临时柜，就有机会让记者看到你。最后编辑会跟主编说，某个设计师很红，主编才可能出现在他的秀上。”杨玟对本刊说。

京姑娘玛莎(Masha Ma)是出现在此次巴黎时装周的三位中国设计师中最“新鲜”的一位对于玛莎这样的独立设计师，从伦敦时装周转战巴黎时装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在时尚界，这种做法早有先例。早年的亚历山大·麦昆、约翰·加里阿诺，近年的加勒斯·普都属于这种情况。“伦敦时装周对创意的追求，可以让许多年轻设计师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另类，完善自己整个系列的风格和整体性，为自己在时装界赢得名声。”玛莎告诉本刊，“但伦敦时装周在商业上不够成熟，因而吸引不了更多的买手和时尚媒体。巴黎时装周可以提供更好的平台让设计成熟的设计师发展自己的品牌，获得更多媒体、制造业的支持和商业合作。对年轻设计师而言，这是从独立设计师转变为品牌的挑战，也是每一个成功品牌的必经之路。”与她持同样见解的人不在少数，这让时装周期间的巴黎成为全世界设计师密度最大的地区。在这样一个设计师云集的时刻，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巴黎是一个欢迎世界设计师的城市，与米兰、纽约和伦敦不一样，它很开放——或许因为它是时尚的发源地。但巴黎的竞争也很激烈，每年都有很多新设计师带作品来这里。这个时刻太疯狂了，要让记者看见你并不那么容易。”瓦莱里·托哈尼亚对本刊说。她在《ELLE》法国版主编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16年。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已不是一个仅凭“身份差异”就可以获得关注的时代了。“与日本设计师来到法国的80年代相比，时代不同了么？也许是这样。 80年代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年代。日本设计师的个性非常强，但他们强势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的日本身份，而且在于他们的时尚敏锐度。比如说川久保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非常‘日本’，但她很懂时尚，给时装界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你可以在保持自己身份的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时装是情感性的，不论设计师来自何处，只要他的设计是特别的、有风格的，就能打动人。时装说到底是衣服，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国籍其实并不重要，而且时装产业是非常国际化的。你在中国，我在法国，我与你风格的相似度，可能比我与另一个法国女人的相似度更大。品位是个人的，也是开放的，它没有国界之分，重点在激起观看者的情感共鸣。就好比看到一幅画，有些人会被打动，有些人不会，看一场时装秀，也是如此。”瓦莱里·托哈尼亚对本刊说。